【提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依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在中华“协和共生”文化理念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淬炼，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西方对抗哲学的新哲学理论，引导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文化 和谐共生
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一样，中国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场域”。美国学者艾恺在研究梁漱溟思想时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比起其他文化，它绵延的历史更悠久，传播的更广泛，同化了更多的人民，影响了更多的邻近文化。”[1] 由此推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植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个讲究“和为贵”的文明体系，但我们党的理论却长期在国际上被视为是建立在斗争哲学基础上的，这在外部效应上反过来却抑制了我们开展斗争的权利。有时候我们基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驳对方的污蔑时，似乎就印证了“好斗”的形象。在国际话语博弈之中，中国共产党往往被西方对手指责为“斗争”“专政”“对抗”“压制不同意见”等等。其最新的抹黑是所谓“战狼外交”，而把自身打扮成为面向温情的人类文明“普世价值”“注重人权”“法治秩序”，如此等等。其实，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关注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诚恳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西方则从历史传统和文化谱系上反而是讲究“生存竞争”“对抗”“博弈”“斗争”的。从赫拉克利特“战争是万物之父”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从黑格尔战争的伦理“净化”功能到希特勒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话语争夺上，西方也是采取“唯我独尊”的态度，试图绝对压倒对方，他们随意指责他人，而不准别人还口，如果你反驳他们，他们就说你是“战狼外交”。他们似乎忘记了西方最得意的外交就是把人逼到墙角式的“最后通牒”、倚强凌弱的“炮舰外交”，甚至是打着“人权”的旗号进行赤裸裸的“轰炸”和兵戎相见。
主张“不冲突、不对抗”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反而被污蔑为“好斗”，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好笑，但又不得不反思。那些靠殖民侵略发展起来的国家却成为“和平”“文明”“人权”“正义”的卫道士。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那么问题源自何处呢？这既有西方话语操作和抹黑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理论上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都曾经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甚至有时还被有些人渲染过度。马克思经典作家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2] 可见，有关阶级和阶级分析的理论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阐明“斗争”和“专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真正作用和地位，才能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我们应该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究竟是怎么认识阶级斗争问题的。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 从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资产阶级无论在现实和理论上都是讲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和“专政”都是资产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历史转换和继续；二是阶级斗争是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阶级斗争不可能是社会永恒的动力；三是在阶级社会必然有阶级斗争，而无产阶级要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正像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掌握政权实现封建主义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一样；四是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走向未来美好社会的过渡阶段。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理论，资产阶级早就讲阶级斗争了。另外，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学者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进行过批判，认为后者忽视斗争与“和谐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达尔文的学说刚刚得到承认，……这些人立刻到处只看到斗争。”[4] 实际上，“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5] 在恩格斯看来：“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6] 他还认为:“把历史看做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内容丰富得多，而且深刻得多。”[7]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非是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和“专政”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因此，阶级斗争不是永恒的、绝对的、整体性的，而是暂时的、相对的、局部性的状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为了摧毁整个人类社会，而是建立生产资料由劳动阶级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中，斗争性显得那么突出呢？一是从历史的传统和思想资源看，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斗争性”是与西方思想传统一脉相承的：西方文化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化，因为基督教就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选择。“上帝之城”就是要在现实人间彻底战胜魔鬼，让善彻底战胜恶，这与中国讲究“和合”以及“仇必和而解”[8] 的理念相去甚远。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活动的思想资源首先是西方文化，最直接的是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不带有西方文化的特征，正像马克思的著作不可能不带有黑格尔哲学的痕迹一样。二是从社会现实来讲，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在特定历史境遇中，为了取得胜利往往把作为手段的斗争上升为决定己方生死的目的性追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初期，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更具有丛林原则的野蛮性。马克思就曾经讲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用血与火载入编年史的”。在与这样野蛮的资本主义进行斗争时，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残酷斗争也就成为必要的选择。有时候，在斗争的一定阶段上，如在抗日战争之中，人们会说，“一切为了前线”“要进行殊死搏斗”“不自由，毋宁死”，那是因为追求战后更加符合自己一方利益的和平与和谐状态，绝对不是为了让战争永远保持那么惨烈，让斗争永远耗尽人们的所有精力。所以，我们应该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理论：不理解斗争的必要性，就会犯右倾主义的错误；而把斗争绝对化，将作为手段的斗争视为目标本身的话，就会犯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是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了，把战争时期的斗争推及到建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为斗争而斗争的境地。
再次，斗争既然是手段，那么斗争就应该服从目的；同样地，斗争既然是阶段性的，那么斗争就必须服从历史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任何社会制度如果要正常生存发展，都不能将社会陷入无节制、无休止的争斗或战争之中。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应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面临敌强我弱的局势，毛泽东选择的是持久战，以便争取未来的战略空间，而不是一开始就进行不顾结果的“决一死战”。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不仅要正视斗争、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通过适当的斗争争取更好的结果。
最后，既然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斗争的形式也就必然受社会条件所规定。自从二战快结束时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类科学技术所发明的武器、甚至所创造的科技产品（如切尔诺贝利和福山的核事故），稍有不慎都可能危及人类自身的存在。美国与俄国掌控的核武器，足可以毁灭地球几次。如果发生核战争，那么毁灭的不仅有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也必定殃及资产阶级；西方人总想战胜或统治其他民族，但是核战争的结局也必定使它们自己与其他文明一起灰飞烟灭。尤其是，当下的中美关系，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就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忧虑的，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必定是人类的悲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战略定力。正像习近平在与美国拜登总统通话时指出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9]。由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尤其是要重新思考阶级斗争的理论。
当然，重新思考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错了，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条件重新理解和阐释阶级斗争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应该扩大“斗争性”在理论整体性上的功能和显示特征。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中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历史发展的手段，阶级斗争绝对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是要通过一定的斗争去建立人人全面发展的自由和谐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不是为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因此，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1）斗争是手段，而和谐共处是目的。人类之间和谐相处应该是理想性的，而斗争则是工具性的。人们进行各种斗争，目的往往是为了最终消除斗争。（2）斗争是阶段性的，而和谐是长久性的。和谐应该是人类社会恒久追求的目标，而斗争则是阶段性、暂时性的手段。（3）和谐应该是整体性的框架，而斗争应该是局部性矛盾调整的体现。一句话，和谐是人们期望的总体样态，而斗争往往是不得已采取的特定活动。
同样地，重新思考阶级斗争的理论也不是不要斗争了，而是要重新思考斗争的理由和边界，找到更加合适的斗争形式。前边讲到，崇尚斗争甚至美化战争是西方的传统，但是二战之后，一方面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进化，西方国家反而打出“民主”“人权”“福利”的口号，力图抢占“道德制高点”，并且在这种价值操作之中获得了新的“历史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制话语权”。譬如，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艾利森居然说：“美国社会是包容性的，中国社会则是排外的。”[10] 不难看出，西方学者在这种善恶二分的话语操作中，就把中国置于“被告”的席位上了。与此同时，西方不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丑化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说成是压制人民自由的“威权社会”，当下尤其是妖魔化中国。我们越是准备进行斗争，就越要把自己热爱和平、希望合作、期盼和谐共处的理论讲明白，就越要把对方说成是本质上好斗的对手，我们是不得已才还手而已。这正如毛泽东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不仅是策略，而且也是一种人类文明正义的制高点。
在反思阶级斗争理论时候，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作是人类思想的一次文明飞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回到古典的中华文明，而应该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淬炼，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当下的新文明。实际上，综合东西方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未来，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都已经提出过了。[11] 中国有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文明理念、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其中，协和共生的理念就可以成为对当代文明有引导作用的哲学。中国文化讲究“和合”。许慎说，在《说文解字》中“咊”即是“和”，“咊，相应也”；在《广韵·过韵》则说，“和，声相应”。“龢”，在《说文解字》中是“从龠禾声”，在甲骨文中的造型像不同音高的竹管有序排列而成的和音管乐器。而“盉”在《说文解字》中是“从皿禾声”。盉本是一种调和酒水味道的器皿，也指味道的调和。后来，“咊”“龢”“盉”都可以写作“和”。[12]《礼记·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中国道路在实质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范式的探索与建构。中国道路的成功不是斗争哲学引导的，而是注重和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引导的。无论是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还是我们现在主张的“不冲突、不对抗”，都反映了我们的内在的哲学理念。这种哲学对内寻求和平统一，讲究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讲究和而不同、合作共赢。面对百舸争流的不同国家利益，面对环境、气候、生态和安全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除了中国的“和而不同”及“仇必和而解”理念，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呢？正像有些西方学者也认识到的，解决国与国之间利益冲突和矛盾，“唯一行得通的方法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与对话，因为差异不仅是近年来的产物，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每一种世界观都有自身合理性。”[13] 而且凡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都能够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和合特征。譬如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就认识到：“中共倡导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是和谐、合作，以及相互尊重。”[14] 因此，我们不仅要有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和行为方式，也应该有自己超越西方对抗哲学的新哲学理论。我们要构建在价值位阶上“和谐”高于“斗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这种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是引导人类文明的规范性理念。
总之，中国是在一个有历经5000年之久的文明传统、14亿之众的发展中大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的发展奇迹使中国社会得以迅速发展，这一进程本身就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因为“势与时”在我们一边；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会更加错综复杂，某些势力围堵、遏制中国发展势头的方式会更加多样、更加险恶，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一方面要有底线思维，要敢于斗争，坚决反击反华敌对势力的各种无端攻击；另一方面要有崇高理念，要善于斗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善于斗争，不仅须以更好更快的发展，增强自己的硬实力，而且也要努力占据国际竞争的道德制高点，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占据国际斗争的道德制高点、提升软实力，就必须有更加高远的理念和价值观。西方之所以随意地拿“人权”“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借口，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制裁、打压、颠覆活动，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或公开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入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它们能够以某些虚假的理念和形式上的价值目标作为自己的招牌。中国的文明传统就是崇尚“和合”，以和为贵，并且致力于通过协和万邦构建和谐的“天下”，这些应该转化为当今我们的新理念，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追求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从而占据国际关系的道德制高点。我们应该把傲慢对待发展中国家的那些人置于被告席上：是它们不尊重人权，是它们不断地动用武力，是它们到处挑起事端；而我们则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他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与各国合作共赢、荣辱与共。我们是醒了，但是只和平的醒狮。而某些国家却到处踹开人家的国门，屠杀人家的国民。只有把西方反华势力放在被告席上，我们才能够掌握国际斗争的有利态势，更好地进行国际斗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VXK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11]【美】艾恺：《最后的儒家》，冀建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第71~7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5~426页。
[4][5][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6页；第986~987页；第987页；第988页。
[8]“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正蒙·太和篇》）
[9]《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12日。
[10]【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5页。
[12] 李莉：《汉字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1日。
[13]【西】胡利奥·里奥斯：《拜登对华政策应立足求同存异》，《参考消息》2021年1月23日。
[14] 张代蕾：《中共改变整个民族精神面貌》，《参考消息》2021年2月18日。
（作者：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