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武纪时期的棘皮动物海百合被标注成现代陶艺作品《树叶》”“食蚜蝇的图片下标注的却是蜜蜂”……近日，“小学生指出教材差错”话题屡次冲上热搜，引发社会关注。

中小学教材出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质量整体如何？中小学教材有无必要建立专门的编校质量标准？如何提升中小学教材编校质量？日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围绕上述问题采访了相关教育专家、出版研究者和出版社负责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教材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在全新的高规格、高标准和高要求下，教材出版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告诉记者。

2017年以来，教育部教材局、国家教材委员会相继成立，统筹协调全国教材工作，研究解决教材建设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材建设的新理念、新政策、新举措。出版管理部门加强教材出版编印发各环节管理，指导广大教材出版单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通过加大教材编写审核力度、加强教材研究、完善教材编辑出版流程、开展培训提高编辑业务能力等方式，为不断提高教材出版质量打牢基础。

“从内容和编校质量来看，我国主流的中小学教材是所有出版物中最好的一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告诉记者。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质量是图书的生命线，对于教材更是如此。近期“小学生指出教材差错”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材出版流程存在漏洞、编写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

魏玉山说：“从最近的这些案例来看，差错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引用资料如图片、注释上，这也说明相关编校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黄强则认为，差错案例显示出相关出版单位忽视图书质量管理，在教材出版的制度和流程方面存在漏洞。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兼学部学术委员会主席檀传宝认为，产生这些错误的最直接原因是编写者失误，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没有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即没有让最优秀的团队承担相应的教材研发、出版工作。

“零差错”是教材编写者的永恒追求，但“无错不成书”似乎又是出版界难以根治的“癣疥之疾”。因此，发现差错及时修订是中小学教材出版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小学生发现教材错误，这值得肯定，但并不需要过分解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傅祚华告诉记者，“一本书的出版需要经历严格的‘三审三校’，教材更是有着严格的‘编审用’流程，图书出版后经读者检验再修订，是很正常的事情。”

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明确，教材实行周期修订制度，一般按学制周期修订。若出现教材内容有错误、不适宜或出现较大争议，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发生重大变化、取得重要成果，经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改变现有认知的重要学术成果发布等情形，教材应及时修订。

前文讲到的案例，相关出版社也及时作出了回应，表示欢迎学生、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揪出教材中的错误，让我们的教科书越来越规范，越来越适应时代的发展。

教材编校质量是否合格，这需要权威出版物质量检测部门出具意见。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国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中小学教材编校的质量标准。中小学教材与普通图书一样，适用我国《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即“差错率不超过1/10000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中小学教材作为一种特殊出版物，是否有必要建立更加严格的编校质量标准？是否可以通过提升质量标准“倒逼”中小学教材编校质量提升？围绕这些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同的意见。

“有必要。”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饶涛看来，通过相关标准的建立，可以促进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教材审定工作有章可循，提高相关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为其他与中小学教材高度相关的出版领域，比如助学读物等类型出版物的标准化工作提供示范引领。

对此，黄强表示：“设立关于教材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的标准对提升教材质量、打造精品教材、完善教材评价体系、实现教材优胜劣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行质量标准是够用的，没有必要针对中小学教材编校质量设置专项定量标准，而应在内容质量的提升上下功夫。

“我国每年新出教材大概有1万多种，与每年的出版物整体数量相比，占比较小。如果专门为教材质量设立独立标准，投入和起到的效果恐怕并不相匹配。”魏玉山说。

傅祚华正在参与起草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制的行业标准《出版物（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细则和计算方法》，他认为，在研制该标准时增加原则性的关于提升中小学教材质量的专项条款是可行的，但不必制定定量的条款。

“无论质量要求如何，每一个教材编写者都是奔着‘零差错’的目标去努力的。”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瑞书说，相对编校质量，编写者更应当在学科之间配套、知识衔接、大纲把控等内容方面下功夫。

檀传宝也持同样观点，他表示，标准和规定其实都只解决了中小学教材编校、出版的技术性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好教材作者、编者队伍建设问题。

中小学教材质量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出版高质量发展自然包括不断提升中小学教材出版质量。教材出错后进行道歉、及时修订，是属于事后“补救”措施，如何将“纠错”的制度关口前移，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最大限度避免“硬差错”显得尤为重要。受访专家对此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出版社要高度重视中小学教材编辑工作，不断优化编校团队、细化编校流程、强化人财物的保障措施。”魏玉山建议，相关出版单位可以将传统的“三审三校”拓展为“五审五校”，进行多轮次、多人次的编校，从制度上保障编校质量。同时，编写团队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编审和把关能力。

北师大版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实行核心成员协商下的“主编负责制”教材编写新模式。饶涛介绍，这种模式突出了出版社与编写团队之间学术共同体、事业共同体的紧密关联，充分发挥教材主编的主导性和编写团队在内容建设上的专业性，团队成员各司其职、民主协商，有利于编写队伍的稳定和教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王瑞书建议，要组织建立多角度、多层次的编写团队提升内容质量。“例如我们的编写团队不仅有学科专家、教育专家、一线的教研人员和教师，而且在教材试教的过程中，我们也主动把试教教师纳入到编写团队中，根据他们的反馈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在优化出版流程之外，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中小学教材的审读和试教环节也应当进行创新。檀传宝建议出版单位建立多学科、不同类型专家会审制度，中小学教材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可以适当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主张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在中小学教材出版前进行评审打分、综合评估。

此外，饶涛和王瑞书建议，编写团队要深入教学一线，通过听课、评课和座谈交流等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吸纳一线教师教学改革的成果和改进意见，不断完善教材。

“人教社作为教材编写的‘国家队’和主力军，长期以来以不断提高教材质量为目标，在选题论证、‘三审三校’（实际上是多审多校）、质量保障、印前审读、持续跟进、意见反馈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黄强强调，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在教材出版中落实好制度、按照流程谨慎做好每个环节才是关键。

同时，相关专家也建议，对待中小学教材差错问题不能轻描淡写，应当深入复盘，找出原因，并建立完善的追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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